[37]韩春晖：《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以统一公法学为研究进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则是在综合1949 年制定的各级人民政府的单行的组织法的基础上合并为一个地方人民委员会( 即地方人民政府) 组织法。
如因客观需要有变动，就要修改法条规定的总数，这时，修改组织通则就比较方便。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由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主管特定业务，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法律责任的设定和追究，是使法律具有刚性，使法律规定能在实践中得以充分实施的重要特点和优点。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同步进行。又如国家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等等，其行使的职权范围与部、委有何区别? 此外，据说部、委和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的区别是在级别上，前者为正部级，后者为副部级，但现在很多局和办都已成为正部级，并无区别。
否则，企业就会效益低下，甚至导致亏本以至破产。同时，对已有规定，实践中常有背逆。确认性立法是指承认既存的社会规则，可谓之法律的发现。
[17]参见江国华：《宪法的形而上之学》，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397页。毫无疑问，无论是将宪法的条文具体化，还是给民间法罩上国家法的外衣，全国人大均须遵守宪法的规定。此文原标题如此，但现代宪法应为现行宪法之误，其内容是对现行1982年宪法产生特点的分析。[51]参见注[11]，Yash Ghai书，p. 78. [52]参见注[11]，Yash Ghai书，p. 57. [53]同注[14]，第123页。
[63]作为子法的其他法律，被认为主要是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发挥实施细则的功能。除制宪权外，相应地还应当存在制民权—制定民法部门法的权力、制刑权—制定刑法部门法的权力，等等。
四、余论：强化宪法条款的规范研究 上文对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之规范内涵的分析，意图在理论上厘清一些认识误区。除此之外，主权机关论者还必须回答：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并授权其制定1954年宪法，这一授权是否附带期限？制宪完成，授权是否终止？1975、1978和1982年宪法的制定属于宪法的修改，[31]全国人大仅于1954年行使了制宪权，并基于政治便利的考虑，于1954年宪法生效时演变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我国政府亦将宪法与其他法律相区别，认为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统帅，其他法律分为宪法相关法、民法等部门，其中宪法相关法是与宪法相配套、直接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政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宪法中的权力授权规范直接创制国家权力并限定其范围，公民基本权利则间接地划定权力的界限，关于国家权力的细化立法具有创制性立法的功能，不得越雷池半步。
[20] 《香港基本法》试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传统，但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第5条要求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均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现行宪法中的其他条款，特别是与香港原有制度不一致的宪法条款，是否在香港实施，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现行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周伟主编：《宪法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48]参见注[11]，Yash Ghai书，p. 57. [49]参见注[46]，《咨询报告》，第35-36页。
[64'63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在确认性立法方面，不抵触是主要原则。
终为政治统治机关，监督政府是其主要权能。 二、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权源内涵 日本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认为，代议机关一般具有三种地位：始为代表国民的机关，国民是第一次的原始国家机关，代议机关是第二次的代表国家机关，行使本属于国民的部分权力，作出与国民决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决定。
（3）人事决定权：选举或决定中央国家机关的主要人选、批准省级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及战争和和平的问题。1982年的宪法修改引入了第31条，将九条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法律化。Yash Ghai书，p. 57. [62][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在《物权法》的合宪性论争中，部分学者一方面强调民法的根本性地位，否定宪法对民事立法权的拘束力，另一方面又不约而同地寄望于全国人大，而非其他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制定理想的《物权法》，这直接导致其理论内部的精神分裂。[57]不过，我国学者提出的观点更富颠覆性，他们认为民法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民事法律关系和基本原则的保护、充实和发展[58]，没有民法，其他部门法将失去其存在的前提[59]，如果宪法某些规定和作为私法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原理发生不一致，我们不应去责备物权法，而应该去修改宪法[60]。中国宪法实施的路径具有独特性，主要在立法的过程中被激活，持续多年的宪法司法适用研究基本上忽视了这一现实，对规范第三人宪法条款内涵的认识过于片面。
[54]参见薛军：《民法一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以欧洲近现代民法的发展轨迹为中心》，《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78-95页。如果说宪法停止论隐藏着放纵权力的危险，宪法母法论则失之笼统。
（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论的补证 关于全国人大宪法地位的第二种观点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论。（4）其他最高国家权力。
民法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52]这是宪法停止论的第一种理论表达。
注[12]，梁慧星文，等等。考察第31条的目的，该条至少赋予全国人大停止现行宪法上若干条款在香港实施的权力。[19]韩大元教授认为全国人大为我国制宪机关，享有制宪权。同时，国家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仍有区别。
这就说明，尽管在我国宪法条文中，没有具体规定制宪机关，但从宪政原理与实践中可以认定，全国人大是我国的制宪机关。这层细微的区别表明，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的只是一切国家权力中的一部分权力，人民保留最关键的那部分权力，这部分权力是人民的代表不得行使的权力，包括决定人民代表及其行使的国家权力范围的权力。
一种观点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用语推定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享有制宪权。[18]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这种观点认为，公法和私法作为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两者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平等的，既无高下优劣之分，也不应当有统率与被统率之分。简言之，全国人大在立法时，应当遵循创制性立法具体化、确认性立法不抵触的法源原则。
李忠、章忱：《司法机关与宪法适用》，载中国法学网http: //www. iolaw. org. cn/showarticle. asp? id=15, 2013年6月17日访问。（2）混淆国家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的区别。[66]参见谢维雁：《从宪法到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1页。四是法的材料渊源，即形成法的材料来源于成文法还是来源于政策、习惯、宗教、礼仪、道德、典章或理论、学说，等等。
[2]然则，源于理论和实践的混乱，[3]在当下中国，这一常识面临着挑战。[68]参见蒋德海：《从不抵触原则透视宪法与其他法的关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3-21页。
[39]针对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的同时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监督必然陷入自我审查的困境，林来梵教授认为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在位阶上显然高于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全国人大完全可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权为依据，审查全国人大的国家立法权。立法机关当然可以通过普通立法对宪法上规范第三人关系的条款进行具体化，但这显然不构成民事立法的主体。
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和第5条明令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遵守宪法和法律，同时特别要求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依现行宪法第2条、第57条和第58条的规定，全国人大是全国人民的代表机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立法机关。
